配资查询门户导航重庆 “莎姐”：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，更是孩子的人生

在重庆，说起“莎姐”这个名字，会有很多的回答，有人说，“我上学时上过‘莎姐’的课，我的孩子现在也上过‘莎姐’的课。”

“莎姐”是谁？这跨越两代人的“课堂”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？

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“时代楷模”称号，团队代表包括梅玫、龚珊、唐焕然等7名同志。

聚光灯下的“莎姐”，并非一人，而是一个团队的代号。2024年，这支默默耕耘了近20年的队伍，以群像的方式走到了台前，而故事的起点，就来自这群有责任感的检察官们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讨论。

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梅玫：我们当中有个叫王莎的，我们平时叫莎姐，像我就梅姐不好听，还有黄婷婷，婷姐不好听，其实还也有男干警的，就更不可能叫姐了，什么哥听起来也不好听，最后我们觉得转了一圈回来还有什么娟儿燕儿，还都觉得都不行，就莎姐最好。后来一查《辞海》，莎（shā）又读莎（suō），作为植物它就是香附子，它的根就可以入药治病救人。而且莎（suō）草其实是长在沼泽地里的，它的生命力很顽强。

2004年的梅玫，刚刚大学毕业来到检察院工作，一次在法庭之上，一个15岁少年的发问，让她终生难忘：“当我父母离开，没人管我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当我被人欺负，无处求助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现在我犯罪了，你们全都来了，来审判我！”

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梅玫：孩子的一些质问，就是你前期你们在哪？然后现在你们都来审判我了，或者是我不知道是犯罪，如果我知道我不会去干的，庭审上的孩子的这样的陈述是很多的。

“你们在哪里”的质问，让梅玫意识到，如果“一诉了之”或者“一放了之”，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问题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解决。如何才能“向前一步”，从“亡羊补牢”走向“防患未然”？于是，梅玫和她的6位同事，创立了重庆市首个“莎姐”青少年维权岗，他们开通了“青春法律咨询热线”，设立了“莎姐谈心室”，并把工作重心，放到了校园。

梅玫：我们去上防性侵课的时候，老师们就开玩笑，最喜欢你们来讲这课，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讲。比如说我们就举例说哪些是隐私部位，那么就会告诉他们我们穿着泳装的部位，男孩女孩都是，只要是泳装遮住的地方就是隐私部位，然后老师们就觉得你们形容得太好了。

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官们常说，“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，更是孩子的人生”。但是，一端是“惩治”，一端是“保护”，如何做，在现实中，则是时常会让人感到痛苦的选择。

“莎姐”孙文静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两难：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因偷盗摩托车再次被捕。他曾因未成年而获得附条件不起诉的机会，这次，依照法律，很可能面临两罪并罚的严厉后果。然而，孙文静没有简单地一诉了之，而是深入家访，探寻少年犯罪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，最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，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，并组建了针对这名少年的帮教团队。

就是这个曾经偷摩托车的少年，在2022年重庆山火来袭时，骑上摩托车，加入了那支自发为扑火英雄送水送物资的“摩托车骑士”队伍，用自己的行动，回报了检察官的信任与期待。

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孙文静：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是看到社工的朋友圈，社工偶然发的一个朋友圈，然后我们知道都特别开心，之前是盗窃摩托车的一帮小子，然后现在变成了骑摩托车救火的小子，感觉这个身份转变很有意思。

那些浴火重生的希望，都促使“莎姐”们意识到，单一的司法力量终究有限。一个更周密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必须建立起来。“莎姐”的队伍，从最初的7人，发展到如今覆盖重庆三级检察院的400余名检察官和1800多名来自教师、社工、心理咨询师等领域的社会志愿者。队伍在壮大，称谓也变得更加包容。

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唐焕然：开始的时候别人介绍这就是“莎姐”检察官，我们很多检察官在那有男的有女的，很多孩子家长就说为什么会有男的叫“莎姐”，我们还会进行一个解释。现在我觉得说你也可以叫我“莎哥”，也可以叫我“莎姐”。其实我们“莎哥莎姐”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我们亲近，你认可我们，你信任我们，你可以叫我哥哥，也可以叫我叔叔，也可以叫我检察官。只要不会对我们这身衣服产生抵触感，而是看到我们这身衣服以后，你会感觉一种亲近感，我觉得就够了。